作者:徐林香
政治类图书主要涉及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倾向等国家法律和主流意识形态方面内容，社会影响力强，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编校人员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责任感、使命感，在思想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持关注社会文化趋势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国家关于舆论宣传和出版工作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等，只有这样，才能具有准确把握图书内容的能力，才能做到经过我们校对的图书不出现政治性问题。
在我们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中，政治类图书占有很大的比重，许多综合类图书中也含有很多政治性内容，在这里我想从自己的工作实践，就政治类图书和综合类图书中的政治性内容的校对方法提供一些经验。
招数一 加强政治类图书的校对管理
首先是要挑选合适的校对员：每个校对员都有自己的专长和知识侧重面，作为管理人员要了解每位校对员的特长，根据不同的图书内容，选择合适的校对员，比如，涉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内容较多的图书，要选择历史知识丰富的校对员；时政类图书要选择对时事比较了解的人员进行校对。
此外，还要了解各种校对方式的特点，选择恰当的校对方式：我们常用的校对方式有：折校、通读、计算机校对、全书整理、专项校对、查读软片等几种，各种校对方式的侧重点不同，所达到的校对效果也有所差异，比如：
①折校：主要是“校异同”，这种方式主要用于对政治文件、领导人讲话、法律法规的校对，这类书稿多以《人民日报》或官方提供的原稿为依据，校对工作必须严格遵照原稿，做到万无一失。
②通读：主要是“校是非”，这种校对方式多用于对政治辅导类图书的校对。
③计算机校对：它具有校对速度快、周期短的特点，但目前计算机校对只能作为一种辅助通读的手段，而不能取代任何一种校对方式。
校对管理人员在了解各种校对方式特点的基础上，还要对所校图书从内容、设计、照排等各方面进行全面分析，从而选择恰当的校对方式。
政策法规、中央文件、领导讲话类图书，通常原稿不会有任何问题，图书内容必须严格遵照原稿，要采取折校的校对方式，而且要多人多校次交叉进行，付型前必须查读软片，此类图书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对于重要的政治类图书或有重要政治内容的综合类图书，往往采取折校、通读相结合的校对方式，即在“校异同”的同时兼行“校是非”。这类书稿经常在校对过程中，作者还要多次审改，每次审改回来的稿子内容大都有所增减，所以，每次退改后都要安排折校，折校次数可根据改动的多少及对整体版面的影响程度而定，通读校次也是必不可少的。也可以在未定稿前只安排通读，待书稿审定后再安排折校；对于时效性强的稿件，为减少退稿次数，从而节省时间，几个校次可以连校，也可以让照排多出几份清样，折校、通读多个校次同时进行，最后并样。
招数二 重点问题重点关注
首先要注意书稿中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的表述是否准确；是否存在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词句或内容。这就要求我们时刻关注社会文化趋势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及国家关于舆论宣传和出版工作的各种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等。这方面的资料来源非常广泛，主要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这些媒体和机构传播的消息或提供的资料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准确性，是我们主要的关注点和辨正的依据。
有关革命导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图书，尤其是未经过重大选题备案的书稿内容，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①是否存在对领导人的不当描述甚至人身攻击的词句或内容。
②著作及讲话的引用是否准确。稿件中的引文必须要找出准确出处，核对内容，防止断章取义。
③书中有关领导人的照片是否得到相关方面的授权，图片大小是否合适，要注意书中不同人物照片的位置及大小的均衡问题，这是版式设计容易忽略的方面，我们校对人员要格外关注。
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图书，要特别注意是否存在对事实真相歪曲或篡改的词句或内容。我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期间意识形态方面受到了很大干扰，对许多历史事实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歪曲，拨乱反正后，这些问题予以了纠正，在书稿编校加工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此类问题，应引起高度重视。
对当前国际国内的敏感问题或热点问题的表述要与权威机构的口径保持一致。比如：我们经常会说“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这种说法在图书中是不允许出现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香港被英国以不平等条约强行霸占，实行殖民统治”，这涉及英国统治香港的合法性问题，是主权与治权问题，涉及我国收复香港的法理依据、历史依据。这类政治性差错一旦出现，不仅是政治问题，导致图书质量不合格，还会给出版社造成不良影响。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比如在涉及台湾、香港、澳门问题时，要体现“只有一个中国”、这些地区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原则，在文字、图表中要特别注意不能将台湾、香港与中国和其他国家并列提及，在引进版的图书中，经常会有“国立台湾大学”等字样，这些都要进行相应的编辑处理，将“国立台湾大学”改成“台湾大学”。在涉及海南、广东两省的地图中经常会漏掉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岛等重要岛屿。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在校对过程中要注意，严格遵守出版宣传的相关规定。
民族与宗教问题：要注意书稿中是否存在不尊重我国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有损民族团结的词句或内容。比如主流媒体在以前经常使用“省、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字样，近几年来，均改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字样，将“自治区”提到“省”的后面、“直辖市”前面，这是由于“自治区”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这种调整看似细微，实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平等相待、充分尊重及对少数民族工作的重视。这些情况我们在校对过程中应加以关注。
称谓不准确问题：比如北京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北京”、“北平”、“京城”等不同的称谓，在书稿中出现时要根据当时的年代确定称谓的准确性。尤其要注意对他国的称谓的准确性问题，例如“孟加拉国”不能称为“孟加拉”；1992年2月12日后，“蒙古国”不能称为“蒙古人民共和国”；1993年1月1日起，“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改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这些都是校对过程中需要留意的地方。
其他需要注意的方面：
①是否存在涉密的内容。
②是否存在对他人或单位进行诽谤、吹捧的内容。
③是否存在宣扬迷信、宣扬伪科学和邪教的词句或内容。
④是否存在色情、暴力等内容。
⑤是否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载的其他内容。
招数三 编校携手共同提高图书质量
在人民出版社，书稿的质量由编辑和校对共同负责。校对将原稿中存在的问题以书面形式反馈给责任编辑，责任编辑负责处理校对提出的疑问，有些复杂的问题经常要经过编辑、校对反复论证，必要时还要向作者、专家多方查证，最后确定处理意见。作为图书质量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我们对原稿质量也制定了完善的奖惩制度，以确保图书的高质量。
也许有人认为书稿内容方面的问题是编辑应该解决的，校对人员管政治问题有职能越位之嫌，但是随着计算机的普及，电子稿件不断增多，校样与原稿合而为一，传统意义的“校异同”已失去意义，校对职能逐渐向“校是非”转换，实际上我们的通读校次已经在承担相当部分的编辑职能，更准确地说“校对员”已部分充当了“文字编辑”的角色。我们要把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提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考虑到一本书的政治性差错可能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后果，可能给出版社造成不良影响，我想任何一位校对员都不会对可能存在的政治类问题视而不见，如果编辑没能发现的问题，我们去努力发现了，这样才能体现我们校对的价值，别忘了一本书的质量是靠编辑、校对共同来维护的，出版社的发展要靠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